何从一个小伶人成为班主，又如何从班主成为院长，筚路蓝缕，以启山林。然而伶人的失意和荣耀都很局限，除了他自己，在意的人不多，所以不好挂在剧院墙上，只能挂在办公室里独自回味。

然而现在，他要做一件大事。

“我想组织为期三年的全国义演义演，就是一分钱都不拿，产生的全部收入都捐给国家，捐一架飞机出来。”席香阁站定，回望众人，“戏曲界已经有人在这么做了。平日里人家笑话我们‘商女不知亡国恨，隔江犹唱后庭花’，到了关键时刻，不能叫人看不起。有意愿的站左边，没有意愿的站右边，还是留在重庆看场子，工资照发。”

一分钱不拿。

他又补了一句：“镜花在搞个什么社，是吧？我其实一直知道。你们实在为难，可以加入他，私下赚点钱，不打市院的名号，我也懒得管。”

镜花被说得有点脸红，昂头一甩碎发，站到左边去了。他一动，他的几个小弟就呼啦啦地跟着动，全跟去了左边。

康小冬想到了两个儿子，男孩子，要读书吧？吃得多吧？怎么想都是一大笔花销。但他们也是中国人、重庆人，飞机一来，也得跑警报。

他站到左边去了。

席玉麟也去了左边，无可奈何地想起了两百一张的船票。他是出了名分内之事勤勤恳恳、分外之事碰也不碰，见他都愿意，几个右边的伶人也觉得这是自己的分内之事，回到了左边。

到最后，右边空无一人。

虽说大多数人都犹豫着，不很坚定，但君子论迹不论心，论心世上少完人。这群没文化、有私心、好逸恶劳、贪生怕死的戏子，对这个并不尊重他们的国家，不是没有忠诚。

“好，好，”席香阁叹道，“位卑未敢忘忧国诸君，谢谢了。”

1939年3月，重庆市立剧团正式开启全国巡演。

出门前镜花那五个女朋友都找上门来，哭着闹着说“你走了我们怎么办”，他就左手一个、右手一个抱着哄，平日趾高气昂的脸，化作一滩漾漾春水。哄完了，又掏出金戒指，一个个亲手为她们戴上终于把人打发走了，一回头，他四个小徒弟和十几个同事都蹲在不远处看。

镜花立刻黑脸了，“小梅小兰小竹小菊，我要你们扎着马步呢？”

四个孩子就嘎嘎笑着跑了。

席玉麟也在看热闹，笑的同时，也佩服他的本事，居然能让五个姑娘同时喜欢他，喜欢到能接受彼此的存在。明明镜花的模样也是偏阴柔旖旎的，他怎么就我怎么就唉。

因为大多地区已经沦陷，虽说是义演，但并不能打义演的招牌，只能装作是普通的巡演，也不能再演新编戏了——日本人都看着呢！第一站就走水路去了武汉，老老实实、规规矩矩地演《白蛇传》《柳荫记》《红梅记》等等。

座下不少日本人，表示非常尊重、欣赏中国人的传统文化，还往台上扔彩头。其实他们连国语都不一定听得懂，更别说四川话了，禽兽当久了，就爱装文雅。

第一场结束后，有个日本长官就点名道姓要请镜花吃饭。席香阁替他推掉了。那长官也没有强逼，继续装文雅，送来了一束花。

镜花扒开那花骨朵，皱起眉来——花中藏了一把钥匙，还有一张纸条上写的地址。

他当然不干净，上头有几位固定的老板；但地位和名声到这一步了，普通的金主要示好，他都不屑搭理。何况日本人？钥匙都敢送来，就不怕他买凶？

席玉麟分析道：“肯定不是家里的钥匙，估计是空房子的。你进去了，会有人给他通风报信，他才来。所以你也不用费心还给他了。”

话虽如此，镜花还是把钥匙交给了戏楼的管理人员，叮嘱他们归还。

班子马不停蹄地离开了武汉，下到尚未沦陷的小县城去。然而县里的收益远不如城里，演了六七场，赶不上武汉那一场的收入多。一晚上席香阁就抽掉了半包香烟，最后做出决定：还是不能往沦陷区去。苍蝇腿肉也是肉。

何况他向所有人都做过承诺，要保护他们。这条老命不知道还能活多久，但于公于私、于个人于国家，他都要做到问心无愧了，才好下去见自己唯一对不起的儿子。

第144章 月娥连着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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